我在师里听令

孟良崮战役，是我们华东野战军为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对沂蒙山区重点进攻，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下午，在鲁中愎地孟良崮一带进行的一次空前规模、空前胜利的运动战、速决战。奋战三天三夜，将国民党军最尖锐的部队整编七十四师（军建制）从数十万敌军密集战役集群的中心剜割出来，全部、彻底、干净地于以歼灭，创造了“虎口拔牙”、“龙腹掏心”的光辉战例。当时我们部队，在代庄一线加入战斗，大部队翻过南山、向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万泉山及卢山一带发动进攻与敌人激战。我们团的机关和师的机关，都隐蔽在代庄以西一带河套里，看战斗、战役发展情况，待机行动。

我去师部报到后和其他单位来的通讯员一起，在一个村庄的前面，河滩上一片白毛杨树林子里隐蔽，做好防空等待上级新的行动命令。

五月份的天气已经很暖和，白毛杨树的枝头上，挂满了新生出的树叶，淡绿色的叶子在微风的吹动下，哗哗作响，传递出春的气息。它们相互牵扯在一起，为躲在下面的我们组成了一目了然的屏障，即能挡阳遮荫也能防空。

敌人的战斗机，不断的从我们上空飞过，一直没有发现我们，所以没有造成什么威胁和损失。很可能是因为它的攻击主要目标是我们前沿的战斗部队，没有时间对我们后方人员进行空中侦察轰炸、扫射，若真的有敌机发现我们来这里进行轰炸和扫射，那损失就大了，这里除我们师直机关一部分人员外，还有一个师卫生处的救护包扎所，在树林子里的地上放满了刚从前线送来的伤员，并且还源源不断地继续往这送着。伤员经过这里的医护人员换药、包扎等简单处理后，又一批一批的转移到大后方。来来往往抬担架的人员，不是我们军人，都是各处派来的民工担架队，他们虽然是民工，但是在战场上和运送伤员中，他们的积极、勇敢和顽强精神，并不亚于我们部队的勇敢战士，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中，伤势有轻有重，有的伤员因为伤口疼痛，不断地哼哼着、喊叫着……民工担架队员们都进行安慰，解释着，他们对伤员的关心和爱护，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细心，使我们这些当兵的分外感动。

包扎所的人员大部分是女同志，护士们年龄都很小，是十几到二十岁年纪的小姑娘，她们有的业务不太熟练，技术也有些欠佳，但是她们很积极、能干不怕脏和累，抢着干，都累得满身大汗。尽管在给伤员抹药包扎时，因为伤口疼痛，伤员会对她们喊叫、耍脾气，她们总是忍耐着，细致入微的做着的各种处理手术。她们虽然是小姑娘，遇到人身上最隐私的地方的伤口，也大胆的去做，耐心仔细地给擦洗已经干了的血迹，上药包扎，为减轻伤员的痛苦，奋力做着一切。

前方下来的伤员不断在增多，护士们一时忙不过来了，附近村子里的妇女们，看到这个情况，就自动组织一部分得闲的识字班、妇救会的妇女来帮忙。年纪大的妇女不能干别的，就自己在河边上架起几口大锅，烧开水给大家喝，有的用来做伤号饭，给伤号吃，特别前来侯送的许多民工担架队的同志，他们跑路多，又渴又饿，来到这里就去找开水喝，有的饿了，就解下捆在腰间的煎饼和自带的咸菜棒，用开水泡着吃，吃饱喝足后，又迅速离去运送伤员。当时我心里想：这真是打的人民战争，蒋军必败、我们必胜！五月十六日下午三点钟时，整个战役结束。师部命令各单位派来的通讯员，迅速回去，马上通知部队向西北方向转移，还有一封信带回去。

我接到信后，跑步回到团部，首先把信交给参谋，又转达了师部的口头命令。大家顶风冒雨向西北走去。

还乡团的滔天罪行

国民党军进攻沂蒙山区期间，就大肆轰炸、烧杀、抢掠、奸淫。侵占鲁中南地区后，为了全面控制占领区，掠夺人力物资支持其反革命战争，在军事上，搜罗抗日战争胜利后逃跑的日伪军政人员，反动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及其坏分子，组成还乡团、保安队等反革命的反动武装，配合正规军对占领区进行连续的清剿、扫荡，企图彻底消灭我解放区坚持敌后斗争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政治上，编保设甲，实行连保连坐，建立反动武装政权和各种压迫人民的反动组织，镇压群众，捕杀我地方党政干部、军烈属和革命的积极分子，企图彻底摧毁我基层组织；在经济上，进行反攻清算，“倒田退租”遍设关卡，狂征暴敛，大量搜刮民财。这些行动中，最为突出的是对解放区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大逮捕、大屠杀。

这时，我村的蔡守林、蔡孟泽，又当上了国民党辛集乡的副乡长。他们见了人就抓，见物就抢，见猪羊就赶，见到狗、鸡就抓。当时的干部、群众早已闻信逃到莒县竹园乡一带去了，我十四岁的妹妹领着我十一岁的弟弟牵着我家的一头驴抱着两只鸡也随大伙一起去了莒县的竹园乡。惟独我母亲怀抱着我小妹妹在家里，守着我有病的父亲。父亲他腿上长东西，流脓滴血，不能动，一直躺在床上。

这天我们一个斜对门的还乡团胡家生端着枪闯进我家，看到我母亲守着我父亲在家里，他什么话也没说就出去了，随后马上又进来东村姓秦的一个还乡团，用刺刀对着父亲说：“老家伙，起来，不起来就捅死你。”母亲苦苦哀求说：“他有病，不能动”，他不听，还是逼着父亲起来，母亲把父亲长东西的那条腿掀开让他看，才算了，又逼着母亲领着他去找村干部、党员、军属等，母亲说找不着，他们都走远了，不好找，还乡团却逼母亲一定要出去找。母亲无法，只好抱着小妹妹，从村后的几条沟开始找，又到村东几条沟，爬沟上崖，走了大半天，什么也没见，母亲确实累的不撑劲了说：“我实在走不动了，你看着办吧，该杀该砍随你的便吧。”还乡团还是信不过，就把母亲带到八里远的辛集乡关在日本鬼子时期用过的炮楼里，正是暖天气，里面被关押的人又多，挤在一起，热得很，喝不上水，连大小便都不让出来，几天后，好像是因为我父亲有病在身，给点“照顾”，有个还乡团头目对母亲说：“你能叫家里拿点钱或物来，就可以放你回去照顾病人。”无奈，母亲把消息传给村子里的人，求乡亲们帮忙。一贯热心帮助别人的好心人蔡连阶大叔和大婶费了很大劲办了十块银元，两匹布（土机织的，一个十尺）藏在衣服里面，送到事先约定好的地点，庙家岭村前的崔家屋后，还乡团里有人把钱布拿去后，才把母亲放回来，父亲幸亏在邻居照料下才活下来。

艰苦鲁西南

我们外线出击部队，挺进鲁西南国民党占领区域作战，由于远离根据地，没有大后方，部队的粮食、医药供应都相当困难，得不到及时补给，伤病员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很多伤病员不得不跟随部队转战南北。由于是敌占区，群众的基础条件差，加上外线出击时，时间紧迫，各方面都没有很好的准备。这些，都给我们外线出击部队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为了打击敌人，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进攻，有力的支援山东老解放区，我们部队的广大指战员，迎着极其严重的困难，扔下辎重，轻装前进，像一把钢刀，直插敌人的心脏。

我们外线出击之时，正是夏季暴雨时节，这年的雨水特别大，持续时间特长，经常大雨滂沱，鲁西南本来就是个平原涝洼地区，因此出现平地积水没膝，小沟变成小河、小河汇成大川的景象。地里的庄稼长时间泡在水里，平地上的水与沟河的水连成一片，有时你还真分不清哪是沟河那是平地。同志们在行军中，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困难。那时部队都没有防雨工具，每日里任凭风吹雨淋，时时处在污水中，雨水、汗水和疲惫混合在一起，侵害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由于身上穿的衣服经常不干，背包也是湿的，住下时，大家只好抓紧时间晾晾衣物，睡觉休息，大家都用群众的门板作“铺”，摘下来躺在上面，既没有的铺也没有的盖，大家躺在门板上还睡得挺香，多数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门板用，就躺在潮湿的地上睡，困苦的环境，使多数同志身上长了疥疮。

因为长时间在泥泞雨水中行军跋涉，大部分同志没有鞋子穿，打赤脚走路，就是有时有双鞋子，一般也舍不得穿，穿上夜间行军，走不多远就会被泥水抓掉，在泥水中摸也很难摸到，同志们的脚，被泥水泡得发白，有不少人的脚溃烂红肿痛的不敢着地。再就是那里的道路两旁、路边生长着蒺藜，踩上它，扎的脚都不敢落地，我就尝到了这样的苦头。有人就想出办法，把被单或旧的衣物撕碎包在脚上行军。

一天，行军是由东向西去，走到天大亮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太阳升起很高了，我们正处在一条高梁地中间的小路上，水没到膝盖以下，军械股的赵子立滑倒在水中，仰在他的背包上，他长叹一口气说：“我先睡一会再走吧。”我和别人去拉他起来，他怎么也不起来，就要睡一会再走，没办法我们跟上队伍走了，他在泥水中躺着睡着了，他确实又渴又饿又困极了，到中午他才又赶上队伍，幸亏没有遇上坏人。

一次下午，吃过晚饭又集合出发，我还有一双多日没舍得穿的新鞋，打赤脚行军已经好多天了，脚实在被磨得痛极了，这天晚饭前拿出来穿上，用纱布绷带紧紧的绑在脚上，勒了又勒，紧了又紧，集合的哨子一响，天也开始下起雨来，天快黑了，我们供给处的同志们出了庄向西北走去，雨下得更大了，出庄没有两里路，我的鞋被泥水又抓掉了，在泥水中也摸不到，赤着一只脚走，那段路上蒺藜又很多，扎得脚真是难受极了。大家在水中雨里慢慢摸索着向前走。郭建中主任一般不骑马走路，这时他却骑马走，没注意，一下绊倒在路旁的沟里，连人带马都不露头，通讯班吕班长忙和大家一起把他连人带马一起捞上来，行军到半夜多，遇上一个村庄，大家实在累了，郭主任说要在这村上住下避雨休息一会，全身淋得湿透了，半夜又不好进农户家，同志们只好在墙根处、屋檐下、大车棚避雨。管理处的几个同志和郭主任他们及财务股的十几个人都挤到路边没有院墙的三间屋内，屋已经破得不行了，外面哗哗大下，里面也哗哗地小下，雷鸣电闪，看到屋的四处墙角都裂开了很宽的墙缝，大家害怕出事，又都挤着出来，站在街上大雨下休息，一个多小时后，又开始摸黑在雨水中出发，像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感到是很平常的事了，因为大家经常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也磨炼得习惯了，我们广大指战员，确实是很疲劳辛苦，但大家都没有怨言，自觉地克服困难，坚持行军跟上队伍，谁都不敢掉队，害怕拉下会落到敌人的手里。

部队领导也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强帮弱，弱的要坚持，跟上队伍就是胜利。我们就是这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到的困难。

从五月底开始出发，我们天天行军八九十里路，一直到八月份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在鲁西南的龙崮集住下休息了四天，并且在这里又一次检查了每个人的行李和背包再次轻装，好迎接更艰苦的长途跋涉与战斗。

我们到达鲁西南，正是盛夏，大雨连绵，天气炎热，苍蝇、蚊子又多，长期行军跋涉在雨水泥泞中，夜间行军、白天又休息不好，生活又差，使得广大指战员长期处在极其困顿和疲劳的环境中，体力大减，得病的同志很多。主要是疟疾和痢疾病。我们全团人员发病率高达30%，部队发生这么多病号，真是一大负担。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牵制敌人，随时准备与敌人战斗，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去大别山，得天天行军与敌人周旋，得不到休息；再一方面，新区群众基础差，又远离后方，无法撇开敌人，将伤病员送往医院治疗。所以，在每天的行军中，总有些伤病员及因长期行军跋涉过度疲劳跟不上队的同志掉在后面。为了使每一个掉队的同志跟上队伍，不落人敌人之手，各基层单位每天行军时，都组织起收容队，跟在队伍后面，将掉队的同志收容起来，一起走……

有一回，我们单位病倒了好几位同志，其中我和郭主任的通讯员张玉奎都得了疟疾病，不能再坚持跟队伍一起行军了，领导就向村子里要了一辆四个轮的老牛车，跟在行军队伍后面送我们，到了半夜多，队伍走得急，老牛车太笨，走的又都是乡间小道，路面坎坷不平，泥水又大，部队就远远地把我们这辆老牛车拉在后面。我们朝东北方向走，到了一片高梁地中间时，车被泥水陷住了，三头黄牛也拉不出来，在没膝的泥水中，送我们的民工也不想送了，看样子，还想跑。五个重病号躺在车上不能动，有的还在迷迷糊糊发着高烧，不断的发出呻吟声……没有亲人，没有哪位同志来帮帮我们……当时我觉得，在此情况下，只有我坚持着起来做决定了，从车上爬起来，托着枪对着民工说：“你敢把我们放在这里，我就敢枪毙你”。实际是吓唬他。好话孬话对他说了不少，目的还是让他继续送我们找部队。我也看透了他的心理，想跑掉又舍不得三头黄牛和一辆大车。没办法折腾一个多小时他才同意再送我们。也可能因为在这停了一个多小时的原因，人和牛都得到一定的休息，我和他一起用劲推车，打着牛用劲拉，拉出了陷泥坑，又慢慢地向前走去。

经过这一夜的折腾，张玉奎的那枝九九式步枪，不知什么时候滑下车去，丢了。

一天又冒雨行军九十里，天不亮在一个大城镇上住下，没有别的部队，我们供给处住在集镇的最南头，可惜记不起这个集镇的名字。我们管理处和伙房住在一个小院内，伙房的同志住在东屋，我们管理处的几个同志住进堂（北）屋明间里，西里间住着一位女房东，中等身材，不到四十岁。她家的院墙已经被雨水泡倒，连大门也不见了，满院子的雨水与街上和南边菜地里及田野的水，明晃晃连成一片，成了一片汪洋大海。屋内满地都很潮湿。我把两扇屋门摘下来，把它支好，王振雨指导员和范子爱管理员每人一扇，当床铺躺在上面休息，我和孙文书，就在地上铺点什么东西，在上面休息。范管理员四十多岁，是山西人，身体很弱，经常发疟疾病，这次又犯病好几天了，一住下他躺在门板上就没动，发高烧，全身烫人，什么也不吃，只是不断地要水喝，不断地呻吟。住下后，伙房也没做饭，只是烧了点开水给大家喝，因为到处都找不到干柴，没法做。大家只有吃自己带的“干粮”，那是什么干粮，在干粮袋里早已被雨水泡透了，粘糊糊地成了一个，只有用手抓着吃。

大雨一直在下着，天地连成一片，黄昏时分，传来命令，集合出发。管理员听说部队又要出发，就对王振雨指导员说：“你们走吧，我死也不走了。”看他病得那个样子，实在没有办法，去找到处长黄嘉柱、郭建中他们商议，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后决定把我留下看护照料着管理员，等第二天好些时，再去找部队。他们把伙房驮粮食用的一头驴留下，找部队时，驮着范管理员走。

队伍出发时，指导员交代我说：“这个镇子上已经没有队伍了，只有村北面，还有一个营在狙击敌人，要看情况行事，不能大意，”手一指东南方向（因我已经转向，看是东北方向）说：“找队伍，就朝这个方向去。”说完后，带着队伍在大雨中淌水出发了。他们出发了，我去看看栓在东屋的那头驴，无意中对它突然地感到特别的亲切和亲近，过去拍拍它的脑袋，摸摸它的耳朵，它也把嘴贴到我的脸上，我用手推开它的头，去弄点草给它吃。回到北屋，看着躺在门板上的管理员，听着他不断发出的呻吟声。十七岁的我，心里感到真不是滋味，真有些发愁……听到东屋驴的吃草声，又不由的心里有些宽松似的，好像它就是我一位很好的战友，它一定能帮助解决很大的困难。

天黑下来，我们俩人什么也没吃，什么也不想吃，其实什么也没有的吃，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我把枪压好子弹，枪口向外抱在怀里，守在屋门口，很小心的注意外面的动静，大雨哗哗地下着，在镇子北面断断续续地传来枪声，并不激烈，也没有炮声，很可能因为雨太大，影响了双方的战斗行动。就这样，我迷迷糊糊地过了一夜。

天大亮了，雨还是不停地下。管理员一夜也没有睡好，天亮时睡着了，还没有醒。我坐在门板上，看着外面哗哗下着的大雨，这时，房东大嫂从里屋出来，把我们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她什么也没说，就头顶着一件浅蓝色的棉布褂子，手里拿着一个不大的干瓢，淌着水冒雨出去了，回来时，手里端着一瓢白面粉，衣服都淋湿了，我当时明白了，她是出去借面，回来做饭给我们吃的呀！她进屋就对我说：“你去南边高处的那个菜地拔点葱，摘些辣椒和茄子来。”她说得诚恳又实在，像对很熟的人说话一样，我理解她的心意，照她说的去办了，她很快做好了面条和菜，盛给我们吃，真是雪中送炭。我和管理员都没有推辞，很实在地吃起来。饭后，觉得身体暖和一些也有劲了，范管理员精神也好些了，我就和他商量去找部队，他同意了。我对大嫂说：“对不起你，吃你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还你，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来这里还你。”她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向我们摆摆手。

我把两人的被单子捆在驴背上，把他扶上驴，骑在上面，实际是趴在驴背上，我把枪口朝下大背在肩上，拄着木棍牵着驴，在前头淌着没膝以上的水慢慢地出了镇子，向东南方向走去，大雨还是下个不停。

后来，我们打了许多胜仗，胜利了，但是这个欠账始终没有还上，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账还记在我心中，可惜那个镇子的名字记不着了，但当时的情景还时常浮现在脑海中……

我们外线出击部队，除此之外还遇上了其他方面的很多困难。这一年的冬天，有很多单位的同志们没有发到棉衣棉被。天气很冷了，大家都还穿着一身单衣在夜间行军、打仗，确实是够苦的了。特别是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大军，比我们华东野战军更加困难。他们强行打破敌人在黄河两岸的阻拦，越过黄河，挺进中原去大别山区，因为生活艰苦，战斗打得恶劣，部队伤病员很多，没有后方安置，只好随部队一起走路行军，与敌人周旋南下。整个冬天，穿上棉衣、有棉被盖的很少。因为我们部队配合他们南下，经常遇着他们，到了深冬季节，他们大部队多数南下去了，我们在曹县及河南北部一带收容了他们大批掉队的伤病员同志。

我们单位算是好的，大家都穿上了棉衣，是灰色的，布是用手工织布机织的小土布做的棉衣，但没有发上棉被。

大约在这年的十一月份，天气很冷了，上级下了一道指示：“要下面各单位自己想办法解决过冬的棉衣棉被问题。”这又是一件新鲜事，各单位只好面向当地，目标对的是地主，主要是对准农村的地主。因为有规定，城镇的工商界和资本家一律不准动。那时河南、鲁西南及安徽一带，自古以来农村都有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线织布的习惯，一般家庭，特别是地主们，都有较多的棉花和布匹。部队各单位为了尽早解决广大指导员的吃饭和过冬棉衣棉被问题，开始走到哪里，就斗哪里的地主。

那时，我们斗地主，主要是分他的浮财，如粮食、衣物等，还有枪支弹药之类的东西，其他的财产一律不动。但是因为部队人员多，一时难以解决那么多的棉衣棉被，所以大家不管遇到大小，什么颜色，男式女式，只要能穿在身上暖和就行，外面再套上件黄军衣即可。

斗地主，对我们部队来说，是一项在新区内的新的工作。开展起来以后，不光是解决了部队吃饭穿衣问题，它的影响面很大，主要的是对国民党地方势力的严重打击，特别是对那些民愤极大又有人命的反动恶霸地主的打击，动摇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又大大的扩大了我们军队的政治影响，体现了我们军队确实是人民的军队。

简介：卢兆法，1930年生，沂南县人。年幼时逃过荒，要过饭，没能上一天学堂。1946年参军。先后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先后荣立二等功6次，三等功7次，工作模范1次。1963年转业到临沂粮食系统工作，1990年正式离休后，前后共用10年时间撰写出版了20多万字的自传体革命回忆录《走过的路》。